文/ Evan Lin

「正常的人並不知道，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。」—戴維・羅賽特 　

「一切意識形態都包含了極權主義成分，只有在它們扮演極權統治工具的角色時才暴露出來」漢娜・鄂蘭在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中以「根本之惡」（radical evil）來形容激進、主動的極權主義領袖對於權力慾望的無限追求，在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》一書則於艾希曼身上指明了「邪惡的平庸」（the banality of evil），兩種「惡質」前後相映、一體二面，一併現示了極權意識形態運作下的人性醜貌——真正的邪惡不在於惡意的萌發，而在於蒙昧所造就的偽善，以及構築此一偽善下的所有分枝。 　 　　

關於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侵犯與控制，到個人心理在社會體制下孳生的階級崇拜與服從，極權意識形態於《邪惡》裏無處不見。電影以情節的衝突性，來建立敘事的整體：無論家庭結構或校園生活的背景設定，所有平和矜重的表象，實則充溢各種權力等級的失序暴行。鏡頭逐步揭映腐敗的真貌，在真貌反覆顯露的同時，暗示一切亂象病根於權威和法紀內外的雙重結合——人和法律的同化、以人為法的意識鐐銬，成為法律及正義兩者界線泯除的絕對關鍵。如果，將守法和妄為視作非暴政體制與暴政體制的分判，那麼迫使人們相互反對、摧毀彼此的「恐怖」，便是《邪惡》裏極權操弄之縮影。 　 　　

一切皆在規範之中，卻又超出規範。所謂「邪惡的平庸」不僅是群體對於邏輯二元論述的陷溺，同時是個體在種種無法思考並判斷的境況下所表現的行止。以此，無知是邪惡、盲從是邪惡、屈就是邪惡、懦弱是邪惡，它們都指向一個以偽善為核心的群眾意識，並在體制之外形成一股無可撼動的社會暴力。好比《謊言的烙印》所連結的母題，《邪惡》透過真實的掩蓋與背叛、透過體制的犧牲和真相的背負，一再逼現罪惡的本質，而這樣的本質正是漢娜・鄂蘭亟欲為我們劈開的黑暗。